1998年，李宗盛和周华健、品冠合唱了《最近比较烦》，在自己的部分，李宗盛唱出了很多那一代男人共同的幻想：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恐怕没有人能否认，日本色情作品以及饭岛爱这样的AV女优，其影响力早已经超越日本本土，并在全世界收获了大量观众和粉丝，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链，俨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所以不难想象，当“日本即将禁止AV”的“噩耗”在网上流传时，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1这个消息的源头，是5月25日，日本立宪民主党表示，在考虑单独制定一项法律，禁止涉及性行为的成人影片。立宪民主党的众议员堤要女士还在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电视和电影中的谋杀场景实际上并没有杀人，但是允许拍摄性行为和买卖的色情产品是对个人尊严的损害，也允许性剥削。而我们立宪民主党将考虑并推动进一步的措施。这个提议太过爆炸，以至于“AV禁令”立即成为了当天日本网络的热门词汇，引起了大量日本网民的强烈反对。但是只过了一天，立宪民主党就发表了一则声明，大概意思是，我们完全没有要禁止AV的这个打算，你们不要乱讲啊。只不过，对于很多跟李宗盛一样深受影响的观众来说，还不到松一口气的时候。关于“禁止AV”的讨论，只是当天另一个重要话题的小插曲而已，5月25日这些人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了通过《AV出演被害防止 · 救济法案》。在5月25日获得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一致通过后，《AV出演被害防止 · 救济法案》（下称《救济法案》）从众议院全体会议、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到参议院全体会议，一路绿灯，在6月22日正式颁布，并从6月23日生效实施。《救济法案》规定：摄影期间，演员可以拒绝违反自己意愿的性行为，法案规定从签约到拍摄所需时间为1个月，从拍摄结束到发布所需时间为4个月。在影片发布起1年内，无论性别年龄，演员可以无条件解约，（新法施行给予2年为限解约过渡期，2年后恢复成1年），让业者停止贩售或发行影片。如果业者为了防止契约被取消而恐吓演员，将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款（法人为1亿日元以下）。日本之所以火烧火燎通过《救济法案》，是因为4月1日，其《民法》修正案刚刚生效。根据新《民法》的规定，日本的成人年龄从20岁下调到了18岁，是明治9年（1876年）之后的首次下调。要是在其他国家，成人年龄下调也就下调了，时代在变化，法律规定毕竟也要与时俱进。问题是日本跟其他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AV产业特别发达。以前要等到20岁才能做的事情，现在18岁就可以了，比如办理信用卡、贷款买房、提起诉讼以及不经过父母同意结婚等。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以前如果不满20岁，父母可以在事后撤销孩子签订的合约，但现在，18岁以上的人签订合约原则上自行承担责任。在日本，18岁通常还是上高中的年龄，也就是说，18岁的高中生可以不经过父母同意，自己跟厂商签订合同，合法地拍摄AV……议员盐村文夏表示：“4月1日就会开始有受害者，女高中生AV将会成为流行现象，不能容忍日本发生这么丢人的事。”前AV女优胡桃香气也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你指望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能够通过冷静判断来予以拒绝，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年，她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在唱片业出道，结果后来却被告知“必须裸体”，最终在十几个人的胁迫下，签订了AV合同，“当一个18岁或19岁的人被星探发掘，并以为能实现梦想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是一道永远不会消失的伤口”。所以《救济法案》的颁布，主要是为了修补成人年龄下调产生的漏洞。但你以为《救济法案》会大受欢迎吗？恰恰相反，它遭到了大量的反对和抗议。首先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行业内的女优，因为她们的片约开始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收入水平。女优们反对还好理解，但日本的女性团体也强烈反对《救济法案》。日本1957年颁布了《卖春防止法》，规定任何性交易都是违法的，AV不属于色情业，而是影视业，原则上演员是靠自己的演技而不是卖身赚钱的。很多流通的影片都是“出口转内销”，公司的注册地根本不在日本，而是美国等海外国家。但是在《救济法案》里，将AV定义为“性行为影像制品”，称AV是“拍摄从事性行为者姿态的影像”，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一些女性团体的看法，政府这是在鼓励性交易合法化啊，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禁止AV拍摄！实际上，别以为日本政府不想禁止AV ，他们只是做不到而已。1960年代，日本开始有电影制作公司拍摄情色电影，这些影片被称为“粉色电影”，影片中的香艳场景通常采用借位等方式拍摄。随着录像机和情人旅馆的迅速普及，这些粉色电影也越来越受欢迎。有资料显示，1974年日本新建的酒店和旅馆为4600家，其中汽车旅馆和情人旅馆超过4000家。新开张的情人旅馆为了吸引客人，通常都会提供粉色电影。当然，对这些“有伤风化”的电影，日本政府并不是坐视不理。1972年1月，池田警署接到群众举报，称“在辖区内的情人旅馆里发现下流录像”。很快，日本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成立了专门负责录像内容审查的“成人VIDEO伦理自主规制恳谈会”，即后来的“日本VIDEO伦理协会”。而真正意义上的AV出现，其实是件相当“晚近”的事，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1981年推出的《星与虹之诗》成为了业界公认的首部作品，而1982年《洗衣店的阿健》卖出了13万盒，彻底掀起了拍摄AV的热潮。1985年2月，日本警方下发行政意见：“凡未经伦理协会审查的录像，均可能被认为是淫秽录像而受到追究。”而经过审查的，自然就合法了。就是在这一时期，西村彻等导演开始不断挑战伦理协会，掀起了一股“本番潮流”。所谓本番，就是不再使用道具或者借位等手段拍摄成人影片。也几乎在同期，日本进入了醉生梦死的“泡沫时代”。在泡沫经济时代，广大的市场需求大大刺激了AV产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影像出租店遍地开花，很多店里专门设立了成人电影专区。而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不仅AV行业没有消失，反而催生了另一个更加难以管控的行业——援助交际。90年代，日本政府部门调查显示，东京高中女生中做过援交的比例为4.4%，初中女生为3.8%；另一份数据来自“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会”，初高中女学生的援交比例为5%。2015年，联合国特使莫德•德•布尔-布基契奥访问日本时表示，有超过13%的日本女孩曾做过援交。只不过这个数字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2问题来了，难道日本的女性对风俗业有什么特殊癖好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她们根本没得选。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就会发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日本女性总是无法摆脱被使用、被物化的命运。1872年10月2日，日本政府突然颁布了“娼妓解放令”，规定全国与妓院有长期、短期契约的妓女将获得解放，与妓院之间的卖身契约失效,，各种债务一笔勾销。几天后，司法省又颁布第22号令：“ 妓女、艺妓丧失了人身自由, 尤如牛马牲口一般。人断无为牛马之理。娟妓之所以失去人生自由，主要是因为债务。因此, 妓女从钱庄、银号的借贷也应勾销。”这个解放令也被戏称为“牛马解放令”。看起来日本政府似乎铁了心取缔娼妓，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而已。这就是在这个时期，大量日本女性出海谋生。在异国他乡，这些女性想要活下去几乎只有一个选择——卖身。在急需资本原始积累的明治时期，这批“南洋姐”通过牺牲自我青春与身体，从海外换取了大量资金，“南洋姐”带来的外汇甚至成为日本第五大外汇来源。入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统计：1900 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约百万元，其中 63 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根据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辽东半岛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1403 名，占到当时该地区日本人总数的54.3%。日本占领当局加强管理，要求妓院申办营业许可，并实行军人特惠价格，防止妓院损害军人利益。1905 年，日本军在安东地区开设专为日本军人服务的妓楼“醉雷亭”，提供低价格的性服务。既能赚外汇，又能维护军队士气，“南洋姐”对日本政府来说，性价比简直太高了。一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国际妇女保护组织抗议，日本政府1919年又宣布要“废娼”，并开始着手接回海外的“南洋姐”。但她们并未能获得政府的任何补贴或援助，还受到乡邻们的唾弃与鄙夷，不少年迈妓女只能含恨自杀，大多数人在孤寂中度过余生。你以为这就完了？在“南洋姐”消失20多年后，又一批女性被日本选中，为了“国家利益”被牺牲掉。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一个传言在日本国内如野火般蔓延：“敌人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很多城市里的家庭都将家里的女人送到乡下避难。面对即将到来的几十万盟军，日本政府想出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计划。1945年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发送了一份秘密的无线电报给全国的警察管区，指示他们为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安设施”，而且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来进行筹备。截至8月27日，东京共有1360名妇女被征募，她们被称为RAA，即“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只不过美军建议日本政府不要直接插手此事，于是日本政府改为鼓励相关从业者，让他们拿着官方扶持通告，募集私人投资。至于日本政府怎么看待这笔投资，用后来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的话来说：“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昂贵。”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把目光投向了良家妇女，打出的广告词则是：“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当这些女性满怀希望地应聘时，绝对想不到自己将要面对什么。8月2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四团，在日本横滨登陆。与此同时，天皇皇宫前正在举行RAA的落成仪式，并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在仪式上，协会甚至还宣读了文辞华丽的誓词：……我等断非向进驻军献媚。我等并未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我等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条约中之我方义务，为社会之安宁做出贡献。我等敢大声直言，是为护持国体挺身而出……无论如何包装，这都是对女性的无耻欺骗与残酷摧残。据推算，RAA女性每人每天招待美军数量在15到60人之间。一位先前做打字员的19岁的姑娘，在工作的第一天就自杀了。有些女性精神崩溃，有些人选择逃亡。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无耻行径，《拥抱战败》的作者约翰·W·道尔是这么评价的：征募少数女性作为保卫日本良家妇女贞操的缓冲器，是对付西方野蛮人的一贯策略。“一贯策略”四个字，对日本女性来说，充满了无数难以言说的血与泪。可笑的是，这些日本政府花大力气组建的慰安场所，在1946年初就被美军下令全部关闭了，表面上的理由是它们侵害了妇女的人权.问题是侵犯人权与否，需要花几个月时间才能想明白吗？真正的原因是，RAA导致美军内部性病大规模流行。随后，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伤痛，被赶到了大街上，没有获得政府的任何赔偿。这些被称作“潘潘”的慰安女，跟几十年的“南洋女”一样，再次成为了日本政府用后即弃的一次性耗材。1957年，日本颁布了《卖春防止法》，又一次禁止了性交易。尽管明面上的性交易被禁止，但日本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商业性产业，产业规模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很多“潘潘”转而进入了收费较高的“土耳其浴场”，这些隐蔽的私人浴场，成为了新的性交易场所。仅1959年，因违反《卖春防止法》规定，而被从“土耳其浴室”中逮捕的“潘潘”便高达 2 万人。NHK电台曾经为“潘潘”做过一期节目，节目的最后出现了一首名为《流星》的咏叹：流星之下占我身，今日宿何处也，此心纷乱。胸中可还有心在？我实不知，欲泣也无泪。这女子，无人知她是谁。3从“南洋姐”、“潘潘”、粉色电影、AV一直到援交，日本政府五次三番“废娼”之后，日本女性却从来未曾摆脱色情与风俗业的纠缠。现在日本政府又出台了《救济法案》，能改变日本女性的处境吗？恐怕仍是不能。因为她们太缺钱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战后很多成为“潘潘‘的日本女性，都是因为在失去父亲、兄长以及丈夫的情况下，不得不独自面对日本战败后的艰难生活，最终迫不得已选择卖身，而战后的贫困也让一些父母尚在的女孩迫于生计加入"潘潘”。60多年后，很多日本女性还要面临相似的命运。根据日本《周刊实话》的报道，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日本东北灾区出现了众多身穿高档西装、手持摄影机的可疑人员。这些人到处寻找容貌出众的女性灾民搭讪，询问对方“想不想当模特儿”，然后开出高额酬劳。爆料人本身是一家AV公司的经纪人，他所在公司的社长曾收到星探发来的灾区美女照片，当爆料人向社长提出质疑时，社长回答说：“我才不介意别人怎么说，这种时候还谈什么罪恶感，赶快让这些美女出道才是正道。”就算没有大地震这样戏剧性的背景，日本女性面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首先，众多年轻女性甚至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之所以选择援交，是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助学贷款利息。2004年以前，提供就学资金借贷服务的是日本育英会。但是，日本政府于04年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改组成了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新机构以财政投融资和民间资金为财源，将助学金制度作为金融事业发展，年利率上限为3%，助学金实际上成为以利息为收益的金融产业。而日本大学生，有一半都是靠这些“奖学金”上的大学。虽然日本政府在2017年设立了非偿还性助学金，但是预算只有70亿日元，平摊到每个大学生头上，一个人只能拿到2400日元。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却已经从1996年的1.2万日元，涨到了2019年的53.58万。很多女大学生在申请助学贷款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多大的一个负担，等到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欠下了600万日元的贷款，需要还到40多岁才行。而这个年龄段的女大学生，却正好是从事风俗行业的“黄金时期”，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稀里糊涂走上了援交和AV女优的道路，甚至有人半年内拍了近40部影片：我只知道，自己一直因为背负借款而非常不安，所以就成了成人影片女优。因为做了成人影片女优，我用挣到的钱还了300万日元的借款。这是唯一的救赎。现在还有300万左右需要还。原本要到47岁才能还完的借款，可以提前到32岁还完了。不管怎么说，600万日元是太大一笔钱了。雪上加霜的是，就算在大学时经受住了诱惑，日本女性在找工作时会发现，她们很多时候只能找到非正式雇佣的工作。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女性的非正式雇用率是55.5%。这些非正式雇用的人，在《新·日本的阶级社会》中，被归类到社会阶层的最下层——“社会底层人群”之中。众所周知，日本人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这种思想在近些年逐渐演变成另一种说法——“自己責任”，即“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于是原本应该是社会问题的大规模贫困，成了女性自己不努力的后果。当真的有女性向社会救助机构求助时，这些机构往往会采用一种被称作“水際作戦”的策略来逃避责任。这个词本来是指在岸边设立各种障碍和工事阻止、击退敌人，或者在公共卫生领域防止病原体和害虫的进入。但是在社会福利领域，“水際作戦”的含义很简单，那就是故意找茬。当有人提交申请时，这些机构会提出各种让人难堪的私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不努力工作？”“不能总是依靠父母，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吧？”这些折磨人的程序有时候甚至会持续6个小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终于鼓足勇气申请救济的人知难而退，重新自己面对贫困。讽刺的是，很多风俗场所反而为女性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配套服务，包括夜间托儿所等。就像电视节目中说的：“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公共部门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务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事实是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支撑着她们。”如果不改变整个日本的社会氛围，以及从大学贷款到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单单凭借一部《救济法案》，根本不可能改变日本女性的处境。这些热火朝天的讨论，更像是每一个人都在装作关心女性命运而已。尾声在李宗盛唱出那句歌词10年之后的平安夜，36岁的饭岛爱被发现陈尸家中，被发现时她已经死亡超过一个星期，尸体高度腐烂。虽然警方调查后认为她死于肺炎，但很多人依然相信她是自杀。8年前，她出版了一本半自传体的小说，里面讲述了自己短短二十多年经历的种种苦难：家庭暴力、离家出走、援交、被强暴、堕胎、被强迫在夜总会卖春……这本销量超过百万本的自传有一个充满矛盾的名字——《柏拉图式性爱》。而她之所以给自己取名“爱”，是想要“成为大家都喜爱的女孩子”。参考资料：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傅伟桅：《美国占领时期日本“潘潘”研究》中村淳彦：《东京贫困女子》藤木TDC：《日本AV影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