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图/受访者提供 10年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养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她们把最后一滴奶留给乳儿吮，最后一口粮留给乳儿吃，最后一件衣留给乳儿穿，有的为了保护革命后代，生死关头甚至舍弃亲生骨肉。在残酷的“扫荡”和多次迁徙中，胶东育儿所的乳儿无一伤亡……这是一份超越本能的母爱，是一份超越血脉的亲情，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一段人间奇迹。今天新闻周刊看红色乳娘的故事↓↓↓故事一啊，摇篮…… “弟弟疲倦了，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唱起这首70多年前的《摇篮曲》，77岁的宋玉芳几度哽咽，一字不差地唱完，已是泪流满面。　　出生于抗日战争年代，成长于解放战争时期，宋玉芳的童年是在乳山胶东育儿所里度过的，在胶东人民的精心呵护下，她未曾感受到一丝战争的硝烟，每一天都是开心地上课、做游戏，吃得饱、穿得暖，在保育员阿姨哼唱的《摇篮曲》中甜甜睡去。　　岁月悠悠，七十春秋。尽管早已满头银发，子孙满堂，但多少次梦境中，宋玉芳回到那个小村庄，走进那个大院，拥抱那棵高大的枣树，在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嬉戏，岸边，望着她的，是那张比妈妈还亲切的笑颜……醒来，枕已湿透……宋玉芳“这恩情世代铭记”　　“我曾经问我妈，我才出生3个月，你怎么就舍得把我送去了？我妈说：舍得也得舍，不舍得也得舍，不上前线，都得当奴隶！”　　母亲的这段话，年轻时的宋玉芳“并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感情有多重”，没有体会到当年的环境有多残酷。　　宋玉芳的母亲王麦（后改名王敏）是个遗腹子，1922年出生在乳山崖子镇河北村。这本是一座青山环绕、安静祥和的小山村，然而，1938年，日寇侵犯胶东的消息打破了这里的平静。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邻村已经见到火光。　　“母亲说，与其坐在这里等死，不如起来反抗！”　　听了村里地下党员赵大叔的抗战宣传，王麦下定决心，“坚决走，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八路军走，宁可战死在战场上，也不能让鬼子糟蹋了”，毅然和伙伴们参加了八路军。　　在烽火硝烟的洗礼中，王麦与志同道合的宋醒夫（曾担任荣成县委敌工部部长等职）结为伴侣。1944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宋玉芳（小名爱利）出生了。育儿所孩子们一起吃饭。　　那时，抗日战争已从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日寇做着最后的挣扎，对胶东半岛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扫荡，身处前线的王麦夫妇根本无暇照顾孩子。抱着不满百天的女儿，王麦亲了又亲……一阵炮火声传来，鬼子就在不远处扫荡，战友们正在浴血拼杀，她咬牙把孩子交给一位不知姓名的交通员，转身奔赴战场。　　从此一别，就是8年。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3个月大的宋玉芳被辗转送到胶东乳山一户老乡家里悉心抚育。当时她并不知道，在胶东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很多八路军将士为了民族大义，不得不舍下刚刚来到人世的亲生骨肉，分散养育在老乡家中。早在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委就在牟海县（今乳山市）组建胶东育儿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300余位乳娘和保育员默默奉献，倾其所有地哺育着没有一丝血缘的八路军子女和烈士遗孤。　　“部队为穷人打天下，把孩子托付给俺，俺就要看得比自己的孩子还金贵。”这是乳娘们最朴实的承诺。在日寇的扫荡和多次迁徙过程中，她们把最后一口乳汁留给乳儿吸，把最后一口干粮留给乳儿吃，甚至用自己孩子的命换乳儿的命，在她们的保护下，包括宋玉芳在内的1223名乳儿无一伤亡，谱写了一曲抗战史上军民生死与共、以命相助的人间大爱。　　“当年我们这些八路军、解放军的孩子，生于战争年代，却没有感到战争的硝烟弥漫，正是因为有这些乳娘、阿姨的精心呵护，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有今天，这个恩情世代铭记……”宋玉芳一直自责，自己和当年育儿所的小朋友们直到60多年后重回故地，2016年才具体了解到那一段段超越血缘的母爱故事，和着泪水也讲不完……“这就是娘啊”　　“你知道吗？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爸爸妈妈，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不知道，只知道育儿所里的叔叔阿姨，他们给我们满满的爱，没有父母的日子里，我们也过得非常幸福。”回首往事，宋玉芳感慨万千。　　当年对敌斗争环境复杂，出于保密需要，乳儿们使用的多是小名和化名，先由交通员送到妇救会长家中，再由妇救会长转送到合适的乳娘家中抚育，除了组织，谁也不知道孩子的父母是谁。这也是后来乳娘和乳儿失去联系的主要原因。组织上则会定期派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到各村巡视，为乳儿和乳娘查体治病、提供粮食。　　在老乡家抚养了一年多后，宋玉芳被转移到隐蔽于乳山东凤凰崖村的胶东育儿所。　　育儿所分为小学部和幼稚园，当时300多名孩子由80名保育员轮班照料，设置有音乐舞蹈课、游戏、故事课、常识课等，宋玉芳和小朋友们的童年过得多姿多彩。　　音乐课上，保育员阿姨教他们唱：“月儿弯弯，星儿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察兵，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了我们都跑，跑到八路去报告，报告八路拿起枪，杀退鬼子把家乡保……”　　游戏中，阿姨喊：“小朋友们都过来排队，大家一起拔萝卜……小朋友们，你们看，一个人的力量小，大家一起来力量就变大了，大萝卜也就拔出来了。我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力量才大，对不对？”　　保育员阿姨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但她们在一首首儿歌、一次次游戏中潜移默化地给宋玉芳从小就种下了一种信念——有国家才有小家，“阿姨经常给我们讲，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小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1946年春，大班小朋友在村外活动。　　可是在孩子们身上，对阿姨们来说，哪一件都是大事。　　一天早上，宋玉芳刚起床就觉得很不舒服，玩的时候也提不起精神。阿姨发现了，忙把柔软的手掌抚上她的额头——好烫！　　“爱利，你发烧了！你今天不能出去玩儿了，快回床上躺着去。”一会儿的工夫，就见阿姨端着一个小碗进屋，“来，爱利，把藕粉喝了……”宋玉芳在床上正口干舌燥得难受，小小年纪，根本不知道先试一下温度，也不懂得吹一吹、凉一凉，端过来就喝了个精光。　　“不凉不热，真舒服啊！那个温度正正好，是我迄今为止喝过得最好喝的藕粉。”光阴流转到70多年后，青岛延吉路的家中，宋玉芳回忆起胶东育儿所的那一幕场景，声音哽咽，“只有当娘的，才会这么细心，才会这么周到！”宋玉芳姐妹和王占梅阿姨重逢。　　2015年秋天，经过苦苦寻找，宋玉芳在乳山找到了曾经在育儿所抚育过她的王占梅阿姨，两人见面相拥而泣。年迈的王占梅老人让女儿为宋玉芳一行人准备了一大桌子饭菜。饭菜做好，王占梅的女儿对宋玉芳说：“爱利姐，今天这些菜一点辣椒都没有，你放心吃！”宋玉芳愣了：“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辣？”“我妈说的啊！”　　宋玉芳恍然大悟，刚才拉呱的时候，王占梅老人问宋玉芳身体怎么样，宋玉芳说，“我肺不大好，气管也不好，咽炎特厉害，一点辣椒也不能吃。”就是这样一句话，年近九旬的王占梅老人却记住了，悄悄告诉女儿：“你姐姐不能吃辣，你做饭的时候别放辣椒。”不到17岁就报名进入育儿所当保育员，当年对乳儿细致入微的关爱，几十年后依旧在老人身上体现如初。　　“这就是娘啊，她不是我的亲娘，却胜似我的亲娘，只有娘才会这么关心女儿，只有娘才会这么在乎女儿！”宋玉芳给王占梅阿姨夹菜。“阿姨，别赶我走”　　1949年10月的一天，滕甲庄的胶东育儿所教室里，传出老师激动的声音：　　“孩子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新中国成立啦！日本鬼子让我们打跑了，解放战争也胜利了！阿姨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了，你们都有家，有爸爸妈妈，有兄弟姐妹。你们为什么一直没看到他们呢？因为咱们国家被侵略，你们的父母参加抗战去了，没有办法照顾你们，就委托叔叔阿姨来照顾你们。现在，你们的爸爸妈妈就要来接你们了！”　　听完阿姨的话，宋玉芳和小朋友们很是木然，他们不太明白什么是家，“育儿所不就是我的家吗？什么是爸爸妈妈？我有叔叔阿姨啊！”此后，教室里的小朋友慢慢减少，宋玉芳并没太在意，还是开心地玩，跟着阿姨打腰鼓、唱歌、游戏。育儿所小朋友们表演节目。　　又过了很长一段日子，一天，阿姨把宋玉芳叫到跟前，轻柔地说：“爱利，你妈妈来信了，要来接你回家。我还告诉你一件好事，育儿所小班有一个小朋友叫小林的，是你的亲妹妹。走，我带你去认认亲妹妹。”　　原来，妹妹宋玉芝（乳名小林）1947年就被送进了育儿所，但因为保密需要，姐妹俩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就连阿姨此前都不知道两人的关系。　　听说自己有个妹妹，宋玉芳起先一惊，旋即有些害羞：“人家都没有妹妹，我怎么多出来个妹妹呢？”虽然很不情愿，但性格温顺的她还是跟着阿姨来到小班一个小女孩面前。　　“爱利，这是你的亲妹妹小林。小林，这是你的亲姐姐爱利。”阿姨介绍道，“爱利，叫妹妹。”　　宋玉芳如今回忆，当时自己很不情愿，根本不想叫，又禁不住阿姨一直鼓励她，“只好低着头，从牙缝里挤出个蚊子都听不到的声音，叫了一声：妹妹”。阿姨又转过来，“小林，快叫姐姐！”同样没有回音。　　当时的场景仍在宋玉芳眼前一般，妹妹脾气比她还倔，瞪着圆圆的眼睛，使劲盯着她，任凭阿姨怎么催促，都不发一言，好像满脸都是问号和不满：“我为什么叫你姐姐，姐姐又是干什么的？”最终，也没说出“姐姐”两个字。宋玉芳姐妹俩小时候的合影　　姐妹俩就这么相认了，而离别的时刻也来临了。　　1953年秋日的一天，阿姨把宋玉芳姐妹俩叫出教室，叮嘱道：“爱利，小林，你们的爸爸妈妈要接你们回家了，记住回家后男的叫爸爸，女的叫妈妈。”这时，停在育儿所外的一辆吉普车上下来一个军人，宋玉芳轻轻地喊：“爸爸！”男人略显尴尬：“我不是你爸爸，我是警卫员，你爸爸妈妈太忙了，他们没空来接你们，我负责接你们回家。”　　“爱利，上车吧！”阿姨眼里含泪催促道。宋玉芳没动，她不想上车，不想离开学校，不想离开阿姨。　　“爱利，听话，快上车吧，去找你的爸爸妈妈……”阿姨声音有些颤抖。经不住再三催促，宋玉芳只得上车，扒着车窗，流着眼泪看向外面。　　阿姨又转身拉宋玉芝：“小林，上车吧，跟姐姐一起去找爸爸妈妈……”倔强的宋玉芝却坚决不上车，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要！我不要！阿姨，别赶我走！我不要爸爸！我不要妈妈！我要阿姨！我要小朋友！”　　“妹妹死死地抓住阿姨的衣服，说什么都不撒手，哭喊着：阿姨，要走一块儿走，小朋友一块儿走！”说到此情此景，宋玉芳的泪水湿透了手帕。　　阿姨流着泪说：“小林，快走吧，小朋友们也都要走的！”最后是警卫员和阿姨合力将小林硬抱上了车。育儿所小朋友的合影　　车里，姐妹哭得撕心裂肺；车外，阿姨听得泪流满面。　　车子启动了，警卫员加大油门，走了很远很远，泪眼朦胧中，宋玉芳看到阿姨还站在原地，直到人影变成黑点，慢慢不见。她知道，阿姨没有离开，她还站在那里，会和她们一样，哭上很久很久。　　当时，姐妹俩的父母已经调到了位于安徽蚌埠的治淮委员会工作。从乳山到蚌埠，宋玉芳和妹妹哭了一路，哭累了睡，睡醒了再哭。　　带着红肿的眼睛，在治淮委员会大院里，姐妹俩下了车，已到傍晚，看到出来迎接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宋玉芳感到有些陌生，她还是想念胶东育儿所，想念学校，想念阿姨。而这种陌生感一直埋藏在她的心底，无论母亲嘘寒问暖，还是给她买漂亮衣服，她都不认为那是一种爱，甚至有抵触情绪。　　1955年，胶东育儿所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解散。胶东育儿所即将完成使命，叔叔阿姨们临别留念。“我们都是小朋友”　　咦？我又回到乳山了！大枣树上那不是尹林山吗？他又爬树摘枣去了。尹林山，快下来，阿姨来了！尹林山一听，立刻往下滑，像猴子一样灵活。阿姨笑着说，你小心点儿，下次别上树了。小朋友们，我们再来唱首歌吧——你打鼓咚咚咚，我敲锣咣咣咣，打鼓敲锣为什么？为的是欢送哥哥姐姐上新学，祝哥哥姐姐快乐真快乐，我们唱个欢送歌……　　“类似的梦我做了很多年。”宋玉芳又用手绢擦了一把眼泪，“8年的时间，影响了我一生，它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我的心里，甚至胜于今后的十几年，亲情很难弥补。”　　1960年，全家搬到青岛后，宋玉芳在这里结婚生子，一住就是50多年。只是，在她心底念念不忘的，还是胶东育儿所里度过的童年时光，那些比亲娘还亲的乳娘和保育员阿姨。　　“乳娘和阿姨没什么文化，她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她们义无反顾地以生命来保护八路军的孩子，她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就是军民血乳交融。八路军为什么上战场，他们也有儿有女，他们也是母亲、父亲，他们为谁抛妻舍子上战场？为了老百姓。所以，我们的乳娘，我们的老百姓才能舍生忘死地去保护他们的子女，这就是血乳交融，团结一心。”宋玉芳说，找到王占敏阿姨的时候开心极了，就像走失多年的女儿找到了母亲。　　“我们都是小朋友！”尽管已白发苍苍，但在阿姨面前，宋玉芳仍然感到她还不老，因为她的“妈妈”还在，她的童年还在！故事二叫声乳娘泪满襟　　“小勇，咱回家——”　　一个“家”字，戳中了于致荣脆弱的心，21岁的她，终于找到了妈，找到了温暖的家。在市南区香港西路的家里，今年已经73岁的她回忆起往事，时而泪眼朦胧，时而笑容满面。　　于致荣是幸运的，52年前，在众多乳儿中，她最早寻到了当年哺育自己的乳娘，曾经中断的母女情，又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不是亲娘，胜似亲娘；她又是不幸的，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亲生父母和她天各一方，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自己根在何方……于致荣“妹子，给党奶个孩子吧”　　1948年2月的一天，牟平前垂柳村，19岁的王水花坐在炕沿上，又抹起了眼泪，她想女儿了。　　“做饭吧。”婆婆轻声地叫着儿媳，头上的白发愈发明显。孙女才六个月大就不幸夭折，当奶奶的她都难以接受，更不用说孩子的亲妈。　　家里实在太困难了，王水花12岁就来到韩家当了童养媳。5年后，她和韩家的独子韩道荣结了婚。　　前垂柳村所在的牙前县，是胶东革命根据地。地处乳山、海阳、栖霞、牟平交界处，前垂柳村能够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村民们淳朴善良、思想觉悟高，支援革命义无反顾，韩道荣也不例外，新婚才一年就参了军。彼时，王水花刚刚怀孕4个月。　　待到孩子呱呱坠地，是个女孩，全家高兴得不得了，精心呵护。可谁能料到，1948年1月，孩子刚出生半年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一个月来，韩家公婆和王水花一直沉浸在悲伤中。就在这时，有人敲响了院门。　　抹干眼泪，王水花打开门，是后垂柳村的李存久大姐。王水花最近听说，她正在给胶东党组织奶孩子。李存久跨进门槛，看了看王水花哭红的眼睛，叹了口气，拉起她的手说：“妹子，趁奶还没回去，给党组织奶个孩子吧！”　　王水花摇摇头：“姐，我自己的孩子都没抬敬（抚养）好，怎么敢给别人养啊！”　　“放心，只要你当自己的孩子养，肯定没问题，有不懂的就来问我。”　　王水花答应了。第二天，李存久就带来了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女干部。女干部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一米六左右的身高，身着蓝灰色军装，一头短发被军帽盖住。她怀里抱着的女婴才40天大，因为部队即将转移，不得不送给乳娘寄养。　　接过可爱的孩子，王水花的丧女之痛一下子消失了，她怜悯地看着孩子，决心好好把她养大。当晚，女干部就在韩家住下了。　　夜幕时分，孩子睡了。　　“孩子叫什么名儿？”　　“她叫振勇。”　　“你多大？是哪里人？姓什么？”　　“我二十二，姓毕，江苏人，她爸姓张，已经随着部队南下了。”说完，她拿出了和丈夫的合照。借着油灯的微光，王水花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对面的女子，“孩子有点像爸爸，她是哪天出生的？”　　“腊月廿二。”　　“这张照片留给我，给小勇留个纪念？”　　“不行啊，妹妹，我就这一张。”　　第二天一大早，小勇的生母跑到集市上，买了两个猪蹄子，炖汤给王水花催奶。王水花平时吃得清淡，但为了回奶，拼命地喝汤。终于，奶水慢慢回来了，小勇生母的奶则慢慢变少了。爱，由一位母亲传递给了另外一位母亲。　　就这样过了五天。第六天，小勇的生母一起床就抱着小勇不撒手，眼泪在眼窝里打转——部队要出发了。　　“姐，你放心，我保证好好抚养小勇，你安定下来给我个信儿，我把孩子带过去给你看。”　　小勇的生母一边擦泪，一边点头，最后看了孩子一眼，跟着队伍出发了。　　队伍消失在夜色里，小勇与生母也渐行渐远，自此再没相见。于致荣百天时与乳娘王水花合照。“孩子，说什么也不能带走”　　小勇从此成了韩家人的掌中宝。充足的奶水，全家人的爱护，让小勇长得白白胖胖。村里人见了都夸：“这孩子，养得真好！”　　王水花勤快能干，但自从小勇进了家门，她再也没干过粗活累活。刚拿起笤帚，婆婆就说“水花，别干了，快去看着小勇”；刚打算挑水，公公就说“水花，放下我来，你去照顾小勇”……　　地处山区，尚未解放，那时的鸡蛋是金贵东西，有了鸡蛋都得拿去卖钱。小勇来了以后，鸡蛋不卖了，全都给她吃。等到小勇会走路了，听到母鸡“咯咯哒”一叫，就晃晃悠悠地往鸡窝那里跑，掏出一个暖和和的鸡蛋，高兴地走到王水花跟前：“妈妈，炒炒吃。”王水花笑着接过来：“好，炒炒吃！”　　1949年秋，该断奶了，根据胶东党组织规定，散落在农户家的孩子要转到胶东育儿所集体抚养。　　一日早晨，刚吃过早饭，一阵骡铃声传来，胶东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敲开了韩家的大门，“韩家大嫂，振勇该断奶了，胶东育儿所来接她了。”　　听到要接孩子，韩家老爷子急了：“不行，你们不能把小勇带走。”说完，一把抱过孩子，说什么都不给。王水花和婆婆在旁边已经哭成了泪人。　　骡子背上的驮篓里已经装了三个孩子，振勇将是第四个。　　“你们给的粮食，我一粒不少地还给你们，孩子说什么也不能带走！”韩家老爷子一直把着门不放，转眼到了下晌，其他三个孩子都睡着了。　　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地劝：“大爷，孩子是党组织的，她的爸爸妈妈是要来领的。”　　“她爸爸妈妈来领，我给，你们不行。”韩老爷子语气坚决。　　天已过午，不能再僵持下去了，工作人员搬来了村长和村妇女主任。两人好说歹说，韩老爷子才勉强同意。王水花抱过小勇，喂了最后一次奶，看她睡着了，才哭着交给育儿所工作人员。　　小勇一走，王水花就病了，一躺就是大半年……于致荣在胶东育儿所时的照片“爸爸妈妈，你们到底在哪”　　胶东育儿所里，小振勇继续着她的幸福生活。叔叔阿姨对她悉心照顾，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她。他们识字、唱歌、跳舞、画画、做游戏，每年都有春游和秋游。饭桌上的一顿三餐也很精致，樱桃都是去了核的，又大又圆。　　夏天，阿姨给他们支蚊帐；冬天，为他们掖被子，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守护着孩子们，晚上有尿床的，阿姨就给换床单换衣服。　　振勇是过敏体质，她几乎长在了阿姨的背上，一过敏，阿姨就背着她去卫生室，看完病开了药，再背回宿舍照顾。　　6年的育儿所生活，振勇每一天都是无忧无虑的。　　然而，随着小朋友们陆续离开，小振勇开始难过了。听说他们都被爸爸妈妈接走了，7岁的小振勇倚门盼望：“我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过来？”　　班里的孩子越来越少，20个，15个，10个，9个，最后只剩下了9个孩子。　　1955年5月，《大众日报》刊发启事，为这9个孩子寻找亲生父母。振勇的“父母姓名”一栏中，填写的是“不明”。启事连登了三天，一直没有音信。大一点的孩子被送到了文登烈士子女学校，最后只剩下了振勇等三个孩子。大众日报刊登的启事　　已经开始懂事的振勇开始寡言少语。　　一天，阿姨找到振勇：“小勇，你妈妈来接你了。”说着，领她走到了一个女人的面前：“这就是你妈妈。”　　振勇高兴极了，妈妈终于来了。　　跟着母亲来到乳山县夏村家里，振勇得知父亲是中心完小校长于新斋，是全国教育战线的劳模，母亲名叫于素芹。虽然还有些生疏，但毕竟找到了家。　　刚到新家两天，家里来了邻居串门。振勇无意中听到对方问母亲：“这就是你领来的小姑娘？”振勇心里一惊，原来，他们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晚上，她躺在床上难以入睡，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爸爸妈妈，你们到底在哪里？”　　后来，养父母给她改名于治荣，在乳山口音里，治荣和振勇同音。　　治荣长大了，1964年初中毕业的第二年，她被以烈士子女的身份安排到乳山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两年后，养父因病去世，养母改嫁。治荣与爷爷奶奶和叔叔婶婶一大家子一起生活。但她心中，一直有个寻找亲生父母的心结，由此踏上了寻亲之路。“小勇，走，咱回家”　　从1966年开始，于治荣走访在育儿所工作的叔叔阿姨和所长，向他们打听消息。1969年春，一个阿姨告诉她，可以去找找姜淑敏阿姨，当年她在胶东育儿所工作时间最长，可能会知道一些情况，目前在烟台邮电局工作。　　于治荣激动异常，想都没想就赶到了烟台。更让她没想到的是，这次烟台之行，让她找到了阔别多年的乳娘。　　“同志，你们村有没有给党组织抚养过孩子的人家？”根据姜阿姨提供的线索，于治荣来到了牟平前垂柳村，刚一进村，她就找村民打听。村民指着路边不远处的一户人家说：“这家就是。”说完，她就顺着坡朝那户人家跑去。　　忽然之间，于治荣感觉双脚沉重，难道就要见到乳娘了吗？　　一名中年妇女急匆匆地朝于治荣走过来，还没看到她，已是泪流满面。哭成泪人的她用颤抖的双手拉住于治荣——这不就是她日思夜想的小勇吗？　　不用自报家门，王水花已经认出来了！20年了，她想了20年啊！不记得梦里哭醒了多少回，天天盼，日日盼，终于，小勇回来了！　　王水花哽咽着说：“小勇，走，咱回家。”　　听到“回家”二字，于治荣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痛痛快快地放声哭了起来。多少年，她渴望有个家，渴望一个有妈妈的家。苦苦寻找了这么久，今天终于找到了乳娘，喂她乳汁，像亲妈一样的乳娘。　　母女二人抱头痛哭，泪水里，是思念，是割舍不断的亲情。　　乡亲们越聚越多，也都跟着流泪。他们拥着二人走进韩家院子，帮忙做饭，拾掇起来，墙头上、大门上都站满了人。　　回到屋里，王水花给于治荣讲述了亲生母亲送她来家时的场景。久别重逢的母女说了三天三夜的话，三天里，王水花几乎不怎么吃饭，也很少睡觉，边说边流泪。　　她告诉于治荣，1955年父亲韩道荣回来了，他们后来又生了三男三女六个孩子，但是韩家爷爷、奶奶还是很想念振勇。他们一听到外面有动静，就会推门问：“是小勇回来看我们了吗？”　　直到二位老人临终前，仍在不停地念叨振勇的名字，王水花劝他们：“家里这么多孙子孙女都很孝敬您啊！”但他们最挂念的，还是总爱骑在爷爷头上、挠爷爷奶奶痒痒的小振勇……　　三天以后，于治荣得回去工作了。送走女儿，王水花病了整整一个星期。1969年，于致荣与乳娘合照。“她，就是我亲娘”　　找到了乳娘，于治荣漂泊的心终于不再流浪。每逢年节，她都要回前垂柳村看望乳娘。每次走前，乳娘都会给她装上满满的花生、地瓜、芋头，院子里种的菜，还有花生油等。这就是当娘的对女儿浓浓的爱。　　王水花逢人便说：“我大嫚回来了。”家里的弟弟妹妹也以“大姐”称呼于治荣，还跟她的丈夫于新国说：“你是我们前垂柳村的女婿。”　　听说生母是军人后，为了表达对军人的敬意，于治荣给自己改名“于致荣”。　　中断的母女情再相融，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2014年一天早上，8点多，于致荣打开手机，发现有十几个未接来电，是前垂柳村的弟弟妹妹打来的。她赶紧打回去，电话里传出哭声：“姐，娘走了！”王水花于当天凌晨4点离开了人世。　　于致荣顿时感觉天旋地转，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我又是没妈的孩子了”。　　一路流着泪赶回前垂柳村，进了韩家大门，已经是下午一点，于致荣一头扑到乳娘身上：“妈啊，您又把我丢下了吗……”　　“人家说一口奶就是娘，我吃了我乳娘一年半的奶，她就是我的亲娘！”寻找仍在继续，只为找到根　　几十年来，于致荣一直在寻找亲生父母。　　根据乳娘提供的情况，她写过两份材料，一份交给了乳山县公安局，他们把于致荣的情况反映给了江苏省公安厅，没有回音；另一份寄给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许世友的秘书回信说：“那个时候调动频繁，无部队番号，无法查找。”　　1999年，9个孩子当中的李利惠、刘云明、王建军和于致荣，四人一起联合到烟台寻亲，威海媒体进行了报道，南京、广州的媒体都予以转载，得到的信息是李利惠的父母可能是东江纵队的，王建军和刘云明的父母可能是胶东军区9纵队或者13纵队的，于致荣的父母则可能是新四军的。　　奇迹再没有出现。　　于致荣的亲生父母没有找到，心底里的遗憾隐隐作痛。但她觉得，她不缺少爱，乳娘用无私的爱，给了她生活的力量。　　1998年，于致荣从青岛市化工原材料总公司财务处退休，如今儿孙满堂，和老伴享受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她还在寻找，不为别的，只为找到根，找到亲生母亲，对她说一声：“妈妈，乳娘兑现了承诺，您的女儿小勇，挺好的！”＞＞手记＜＜红色乳娘滋养一座城　　“乳娘这个词，看似比较中性，在中国传统认识中，一种是可怜孩子，一种是有报酬的，但乳山的乳娘不一样，是一群人救了一群孩子。”乳山市委党史办原主任高玉山说，“大多数孩子的亲生父母，都不知道孩子送给了谁，中间人就是我们的党组织，这得是多大的信任。乳娘就说过：‘我在，孩子在’。”　　高玉山说，其实，乳娘和胶东育儿所的背后，是高瞻远瞩的党组织。为解决将士们的后顾之忧，也为了不让乳娘们陷入危险之中，当时都是单线联系，“孩子都登记在册，手续全面，便于定期照顾和后期接收。当时的孩子都是乳名，分布在五六十个村子的农户中，互相严格保密，防止汉奸或者坏人报信，残害革命后代。所以，后来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有的姐妹俩在一起都互不知道，但组织上是知道的。”　　乳娘们面临着多大的风险？一个是生命上的，敌人随时扫荡，绝对要守口如瓶；还有一个是良心上的，在缺食少穿、缺医少药的年代，必须保证乳儿们生命的延续。“胶东当时有个统计，婴儿的死亡率高达22%还多，但我们朴实的胶东人民，接过革命战士的孩子，百分之二百地尽心照顾，把亲生孩子的口粮都拿出来，所以在迁徙和反扫荡中，没有一人死亡，这就是奇迹！”高玉山激动地说，当时，亲生父母都没信心孩子能养活，“有的将孩子交给乳娘后说，养活了是孩子命大，养死了也不怪你。”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乳娘和保育员们用金子般的心，养育了一个又一个孩子，不求回报。在她们看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孩子的父母在前线打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我不能为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只能尽我所能。”　　乳娘和保育员们谱写的，是忠心向党的坚定信念，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守信重诺的传统美德。她们的大爱让星火燎原，她们用乳汁哺育、抚养的革命后代，不少成长成为共和国的中流砥柱，其中有革命英雄、有将军，还有各领域的专家。　　记者了解到，为传承红色乳娘的精神，乳山市举办了“社会妈妈”活动，号召一个女性牵手一个娃，资助困难家庭或缺失母爱的孩子们上学，带孩子出去旅游，过年过节邀请到家里吃团圆饭等，以感受家庭的温暖。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乳山的“红色乳娘精神”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