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的公私合营之路 孙树梅先生在回忆荣宝斋由旧入新的发展道路时讲： 进入1950年后，店里的生意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看着这样拖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王仁山先生开始为破产做准备，同时也没放弃寻求挽救荣宝斋危局的办法，最后，他找到老朋友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时任新中国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因刻印出版《北京笺谱》，郑先生与荣宝斋及王仁山先生相识并成为朋友。因此，在郑先生印象中，荣宝斋并不属于文物单位，其性质更像是出版机构，就将王仁山先生介绍给了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先生和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齐燕铭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两个人也曾与荣宝斋打过交道，对荣宝斋的情况比较熟悉。当他们听说荣宝斋陷入困境，也很为它的现状着急，立即让王仁山先生叫上荣宝斋的东家一起商量解决办法。郑振铎。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对于文化事业，尤其是文化商业企业的政策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由于有这些新政府的文化官员的倾心相助，经过两个多月的协商，终于有了临时解决方案，即：先由国家投资，以免荣宝斋走到破产境地，然后再想其他办法。大概在1950年六七月间，国家的第一笔投资到位。这笔资金主要用于解决一些紧急的债务和现有人员的生计。第一笔投资很快消耗殆尽，可生意仍无起色。到了9月，荣宝斋又全面陷入绝境。这时，在郑振铎先生的大力帮助下，开始实施公私合营。公私合营方案分为两步：第一步，国家已投入的那部分资金算作合营资金，国家因此获得荣宝斋一半的股份，将荣宝斋划归人民美术出版代管；两年之后，国家再次注资，收购了荣宝斋另一半股权，荣宝斋转成国有独资企业。随着公私合营方案的实施，荣宝斋的管理权也同时易主。接管荣宝斋的人主要来自石家庄大众美术社，侯恺先生成为荣宝斋新中国时期的第一任经理。来荣宝斋之前，侯恺先生在大众美术社任职，主要负责版画出版工作。政府认为他专业对口，所以就派他来接管荣宝斋了。与侯恺先生同时进驻的，还包括一些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他们是，李优金、韩万年、伍善庆、萧福荣、李长江、李麻子（绰号，我已记不得他的大名，因为脸上有麻子而得名）、韩茂堂。郭沫若题“荣宝斋新记”。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正式开业，为区别旧荣宝斋，当时称为“荣宝斋新记”。“荣宝斋新记”开业的时间，是郑振铎先生建议的，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的日子，选择这个日子开业，就是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以及鲁迅先生与荣宝斋之间的缘分。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新记经理侯恺（右）、副经理王仁山。新中国从1955年才开始实施对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改造，1950年时，全市乃至全国公私合营都没有先例，而荣宝斋率先实施了公私合营，因此成为了琉璃厂乃至北京市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公私合营后，王仁山先生被任命为副经理。此时的王仁山先生一改往昔的做事风格，事事退让，既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多走一步路，没事时，就待在资料室，只有那些与旧荣宝斋有过交往的新政府官员来店里时，他才会出来接待一下。开会时，总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好话。总之，一切权力都由侯恺经理一人执掌。这时，工人的工资和资方的待遇都已谈妥。我记得，当时给我的待遇是，除了管饭以外，我每月还有相当于七十斤小米的工资（解放初都是以小米计算工资的）。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新记营业厅内景。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全体职工合影。在公私合营过程中，人们不经意间的求生行为，其实已经改变了荣宝斋原有的业务结构和经营方式——从以商业为主，作坊制作为辅的经营模式，调整为以生产为主，自销产品的经营模式，从而将荣宝斋引上了新的发展轨道。今天回忆往事时，我却觉得，恰恰是这阴错阳差的改变，才使木版水印技艺得以登上荣宝斋历史的舞台，而荣宝斋也因此有了成就新辉煌的机会。中国联通官网介绍官网截图。据中国联通网站信息公开栏“集团介绍”：中国联通是目前唯一一家在集团层面整体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的中央企业。是央企混改的“先行者”，首创混改新模式，实施资本业务融合新模式，建立多元化的董事会及监事会，实施中央企业规模最大的员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国企混改标杆的示范作用得到充分体现。作为支撑党政军系统、各行各业、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通信企业，中国联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基本功能与地位作用，具有技术密集、全程全网、规模经济、服务经济社会与民生的特征与属性。中国联通坚决扛起央企社会责任，争当赋能社会经济转型的“新引擎”。股权结构注:1. 数据截至2021年4月9日2. 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的战略投资者2017年通过非公开发行及老股转让取得股份共约109亿股，该股份已于2020年11月解除限售3. 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向核心员工共授予约8亿股限制性股票，截至2021年4月，其中约5亿股已解锁4. 中国联通集团（BVI）有限公司持有股份中不包含其拥有的225,722,791股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优先购买权权益联通还是央企吗？